苏轼，号东坡居士，四川眉山人。作为“唐宋八大家”之一，他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文学和艺术天才。于是，人们常常忽视了，恰恰做官是他的主业。他25岁进入官场，最高时，任翰林学士、知制诰，从二品，相当于现在的副国级；最低时，调任琼州别驾移廉州安置，从八品，相当于现在的副科级。他的父亲为他取名“轼”，是企望他像“轼”——古代车前用做乘车人扶手的横木，即巧为观瞻，确保安稳，处世圆通。然而，苏东坡做不了这样的人。他太有棱角，是非分明，一生仕途多舛，屡遭贬逐，但最为难得的是，无论担任的职务是高是低，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，他都勤政廉政，努力做于国于民都有利益的事情。苏轼在都城也算得上是当了多年“高官”，应该“不差钱”，却无缘在京城拥有自己的“不动产”，更甭说花园别墅的“豪宅”了。他儿子在开封结婚时，他也没钱为他购置新房，最后还是借一位好友的房子才把喜事办了。当然这也从侧面证明了苏轼是廉洁自律的“清官”。苏轼胞弟苏辙，也是从政多年的“官员作家”，也买不起房，有他的自嘲诗为证：“我生发半白，四海无尺椽”、“我老未有宅，诸子以为言”。

  苏轼始终坚持“非吾之所有，虽一毫而莫取”的操守，对贪污非常痛恨。离任杭州时，苏轼一位挚友送来黄金5两、白银150两作为礼物。盛情难却，苏轼就将这笔礼金转赠安乐坊,用来为贫困人群治病。他曾劝以奢侈闻名、认为奢侈就是“得道”的好友蒲宗孟不要奢侈，并写信道：“闻所得甚高，然有二事相劝：一曰慈，一曰俭也。”再比如他脱俗，他做官的态度、做派、方式方法，跟别人完全不一样，他做官是有原则的。他曾为一名考生的一首诗作序道：“‘求官’的目的在于‘得’，否认这点是虚伪的，但‘得’与‘道’发生矛盾时，不要为了得到高官厚禄就放弃自己所学的道。”